《三国志·先主传》载：“先主表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这段记载长期被当作刘备趁周瑜集团苦战于江陵的时候，趁机据有荆南的铁证。何兹全《三国史》写道：“……江南四郡，是刘备、诸葛亮自己征来的，与孙权无涉。孙权是水军，只在长江沿岸向西伸展，江南陆上四郡，孙权兵力根本未到过。”这本书是很多高等院校开设三国史选修课的教材，其对这段历史的阐述历来很少有人提出过怀疑。

　　从事后的角度看来，刘备据有荆南这块根据地是已知的结果。但如果欲执果索因，得出刘备是独立拿下荆南的结论，恐怕还是过于想当然，而欠缺必要的论证过程。事实上，何兹全的阐述谬误之处在于将刘备集团和孙权集团（实则为周瑜集团）简单地孤立开来，这是潜意识中受后来三分天下的事实影响，其本质仍然是执果索因。事实上，这种方法用于数学证明则可，若用其探寻纷繁史事之后的真相，则难免缘木求鱼。人心是不断处于动态变化中的，他日之因，未必可得到今日之果，刘备征荆南之事便是显例。本文的结论是：刘备集团是受周瑜派遣进攻四郡的。

　　为论证这一点，不妨从事前和事后两个角度来加以简单说明。

　　赤壁之战，联军以周瑜为主导，刘备集团只起辅助作用，并一定程度上受到周瑜节制。这是史家共识，在拙文《周瑜之死》中亦有简要论证。论者驳之，向来征引《武帝纪》中记载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这段史料。事实上这里有一个叙述角度的问题，从曹操集团的角度来看，此次南征的目的早已由首席谋主荀彧定下基调，是征伐荆州的刘表而非江东，鲁肃、诸葛亮等战略奇才纵横捭阖，促成孙刘联盟，远出曹操意料。刘备是荆州刘表集团政治遗产的实际继承者（理论上是刘琦），从曹操集团的角度出发，既然因刘表而起，记载这次战役的结局自然也只能写出刘备作为联军代表。而事实上曹操本人对自己败于何人之手亦是非常清楚，不然不会发出所谓令周瑜徒获虚名这样欲盖弥彰的感叹。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张靖龙专著《赤壁之战研究》中《江陵争夺与曹、刘荆州之得失》一章，全文对赤壁战前孙刘联盟中孙主刘辅格局的形成过程论证甚密，最后得出结论，称刘备“一度成为江东政权的依附者”，是极有见地的不易之论。

　　既然联盟结构已明，那么如按老观点，便很难解释为什么赤壁战时还作为从属地位的刘备战后便突然具备相当独立性。刘备后来一飞冲天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万事俱有过程，政治格局的形成既已有繁复的原因，其变易一样要经过一个顺序渐进的过程乃至反复，并非电子跃迁那样可以一蹴而就。这便是论证战后刘备集团与周瑜关系的大前提所在。

　　从周瑜的角度出发，未必不知放任刘备攻击荆南最终将成尾大不掉之势，但此时的周瑜可能并没有更好的选择。控制了刘表长子刘琦的刘备在荆州具有的政治号召力非常惊人，派遣刘备集团开辟第二战场很可能是事半功倍的选择，后来的历史进展印证了这一点，四郡太守全部不战而降。而周瑜也并无从嫡系军团中分兵攻击荆南的条件，江陵战事紧急，甘宁被困于夷陵城中，周瑜尚需亲自率领大军往救，围攻江陵的吴军本部赖凌统之才方得坚守十日。主战场如此捉襟见肘，更别提开辟第二战场了。

　　而且，当时周瑜集团的内部已隐隐出现裂痕。仅从集团内部的人事结构来看，若需分兵，另一方面统帅自然以赤壁之战时被孙权任命为右都督，与周瑜理论上平行的三朝老臣程普为宜。但是当时周程之关系却并不和睦，甚至影响到了正常的合作，当时在周瑜军中冉冉升起的将才吕蒙事后回忆时，仍然对此心有余悸：“昔周瑜、程普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虽事决于瑜，普自恃久将，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几败国事。”（《孙皎传》）程普之任右都督，是赤壁战前孙权为制衡周瑜，在人事安排上所做的一次努力。从吕蒙的回忆上来看，这样的安排不能说没有效果，只是这效果却难称正面。当然，后来程普与周瑜的关系因周瑜优秀的人格魅力而得以达到和谐，程普甚至留下了“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这样经典的话，只不过这一转变并没有在周瑜本传中得到记载，陈寿仅仅留下“惟与程普不睦”六个字。可知两人关系之逆转很可能在江陵之战结束之后才发生，且仅仅持续了一小段时期，周瑜就突然去世。而这一矛盾之所以被陈寿特意点出，显然不能以将相和中廉颇那样简单的意气之争视之，其后蕴藏着周瑜与孙权的深层次结构矛盾。至少在赤壁之战后决定开辟荆南战场时，程普这本该最合适的人选是不可能被周瑜派遣的。直接让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刘备集团承担这个任务，这在当时是一个省力的决策，但周瑜终将为自己的饮鸩止渴付出代价，这代价就是自己的生命。

　　如果说以上从事前出发的分析是从人事结构及人际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周瑜派遣刘备进攻荆南的可能性，那么以下将从事后的一系列具体史实来论证这个结论的必然性。

　　刘备攻克荆南之后，这一地区的人事安排散见于各种记载之中。其中桂阳太守由刘备集团的赵云代替逃亡的前太守赵范担任（《赵云传》注引《云别传》），零陵太守未见记载，长沙太守亦不明，刘备集团的廖立曾任此职，不过本传明确了时间明确是刘备借荆州之后（《廖立传》）。不过，周瑜在南郡之战胜利后领南郡太守，以下隽、汉昌、刘阳、州陵为奉邑，据《三国志集解》中卢弼的考证，下隽、刘阳均属长沙郡，其中《宋书·州郡志》更明确记载刘阳为“吴立”。这至少说明，刘备打下的荆南四郡中有一部分是属于周瑜管辖之下的。

　　武陵郡的人事安排则更耐人寻味。武陵是四郡中比较靠西的一郡，西接蜀地，而在这个时间段，武陵太守并不来自刘备集团，而是吴将黄盖。《黄盖传》载：“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乃以盖领太守。”这个记载紧承赤壁战后，时间约在江陵之战发生的同时。武陵郡作为从南岸进入蜀地的关键门户，自从刘备西进后便一直控制在其手中，就连建安十九年联盟在荆南发生严重领土纠纷的时候，孙权也只是派吕蒙攻击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并未触及武陵郡。后来的湘水之盟中，“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吴主传》），则巩固了这种格局，黄盖自然不可能在刘备西进之后担任武陵太守。需要注意的是，赤壁战后继续随同周瑜参加南郡会战的江东将领传记中都有类似于“与周瑜、程普拒曹公于赤壁，攻曹仁于南郡”（《周泰传》）这样的总括性记载，《黄盖传》中却并没有传主参加南郡之战的记录。有理由认为，黄盖并未参加南郡之战，而是赤壁之战后随即南下四郡并接手武陵太守之职位。这只能出自于周瑜的统一安排。南有黄盖之武陵，北有甘宁之夷陵，两岸的取蜀战略要地被控制在周瑜集团的手中，回头再来看所谓“刘备独取四郡”的传统看法，便愈知其谬了。可惜的是，黄盖“病卒于官”，既然去世时仍任太守，时间就绝不会太晚，甚至可能在周瑜去世之前。如果这个推测确实，则毫无疑问是对周瑜取蜀战略的一个重大打击，而这位与程普资格一样老，却坚定与周瑜并肩作战的三朝老臣的去世，加快了孙权分化周瑜集团的步伐。

　　不过，纵然刘备南下的起因是受周瑜派遣，历史事实却是刘备终于脱离周瑜的挟制。这其中，自身的军事力量是独立的基础，集团成员的共同努力则是促成这种独立的必要条件。关于刘备在赤壁之战前后的兵力，第一手资料是诸葛亮向孙权求盟时的自述“今战士还者及关羽精甲共万人，刘琦战士亦不下万人”，刘备本军的军事力量在当阳一战基本被击溃，刘琦在江夏的一万名左右荆州兵战斗力并不高，主要作为政治象征出现，此后也没有这支部队投入荆州战斗的记载。至于关羽的近万人马，是因为在当阳之溃前就和刘备分兵而行，“先主自樊将南渡江，别遣羽乘船数百艘会江陵”（《关羽传》）才保存下来的。这支部队确实是刘备手中重要的战斗力量，不过，这支部队并没有参加南下四郡的战斗，而是在江陵战场支援周瑜作战。这明显出自于周瑜的安排，若令刘备带领自己的士兵独立作战，毫无疑问是纵虎归山，这种蠢事周瑜是不会做的。刘琦的士兵不可能从夏口过来参战，那么刘备这次南下的军事力量，很可能直接来自周瑜的调拨。《吴录》记载：“备谓瑜云：‘仁守江陵城，城中粮多，足为疾害。使张益德将千人随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为从夏水入截仁后，仁闻吾入必走。’瑜以二千人益之。”可见当时刘备自己确实已没有独立的军事力量。鲁肃后来说刘备是“军败远来，无以为资”，虽然刻薄，却也离事实相去不远。

　　以下有两个史实问题需要考证：一，《吴录》中事件的发生时间，二，关羽军团在江陵之战时的动态。

　　第一个问题不难解决，显然是刘备完成了攻克四郡的任务后，重新和张飞一起受周瑜的派遣北上，参加江陵之战。这可以从战场的形势来加以推测，如果我们前面的推测成立，那么进攻江陵和南下四郡大约是同一时期分头并进的两个任务，而四郡太守全部是投降的，整个荆南战役应该并没有耗去多少时间。与此同时，周瑜的先锋部队则在南郡城下遭遇挫折。《曹仁传》载：“瑜将数万众来攻，前锋数千人始至”，这里重点记载了曹仁单枪匹马救出牛金，令吴军先锋夺气的一场战斗，这种类似小说的写法有独美传主的成分在，不过第一阶段的攻城以曹仁主动出击，吴军不利而告终则是事实。随着周瑜后续大军的到达，曹仁转为战略防守，刘备应在这一时期完成征四郡的任务，返回江陵前线。他对周瑜提出的作战计划中，强调了“仁守江陵城”与“城中粮多”，可见曹仁已经下决心死守不出，这个时候，整个江陵战役也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

　　对关羽军团的考证要略为麻烦一些，令人十分惊异的是，对于在江陵之战中立下大功的关羽，本传竟然一笔不书。换个角度想，如果对这个时期关羽的战斗加以记载，那么就是默认了刘备集团在这一时期其实受周瑜派遣的事实，要不然便无法解释关羽的“精甲万人”为何不随主公刘备南下四郡开拓地盘，反而在江陵帮助周瑜，和曹军打的不可开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