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战后驻防荆州的曹操集团将领的传记中，都有和关羽作战的记载。其中最详尽的是《李通传》，其中写道：“刘备与周瑜围曹仁于江陵，别遣关羽绝北道。”这是从曹操集团角度对联军部署的客观阐述，应该说是贴近事实真相的。此处既言刘备围江陵，则战役已进入了艰苦的围城阶段，如果说周瑜本部是在“围点”，则关羽军团此时的战略目标就是“打援”，依靠着分兵时的“船数百艘”，游曳于汉江之上，阻击援军，破坏供给线。《李通传》载：“通率众击之，下马拔鹿角入围，且战且前，以迎仁军，勇冠诸将。”从这里的记载来看，关羽军团的后期战略目标还包括断绝曹仁北归之路，甚至截杀曹仁。从“以迎仁军”来看，此时曹仁已离开江陵城北撤，在半路遭遇关羽的鹿角之围，最终在李通的拼命保护下，才得以安然撤回北方。

　　这一时期关于关羽在江陵作战的记载还散见于各将领的记载，不过大同小异，《乐进传》载：“后从平荆州，留屯襄阳，击关羽、苏非等，皆走之。”《徐晃传》载：“又与满宠讨关羽于汉津。”由于是来自曹操集团方面的记载，对于关羽的功劳并没有客观的体现。关羽本来担任的就是侧翼游军的角色，被击走是很正常的，而诸人传记中均无与关羽交战并击破之的记载，江陵城也一直没有迎来援军与补给。可以说，这支部队完美地完成了周瑜布置的战略任务。关羽被吕蒙袭杀后，魏国官员们额手相庆，议论道：“蜀，小国耳，名将唯羽。”（《刘晔传》）并认为从此蜀国再不足忧，看来不仅仅因为水淹七军的壮举，而是早在江陵之战中便埋下了伏笔。

　　以上的考证再次从两个不同侧面论证了“刘备集团在江陵之战期间受周瑜节制”这个历史事实。这个时期的一个特殊人物是诸葛亮，《诸葛亮传》载：“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对历史事实的记载是准确的，不过动机上却被做了手脚。此时诸葛亮都督三郡并非简单的先主派遣，而是肩负着为盟军，具体说来，便是围攻江陵的周瑜军团提供后勤保障的重任。史书在这里强调刘备的任命，事实上若非周瑜的统一派遣，诸葛亮是难以承担这个任务的。上文已分析过，刘备控制的两支主要武装力量，刘琦在夏口自给自足，且并无作战任务，关羽远在北道，肩负断江陵粮道之责，想必靠“打秋风”过活。所谓“调其赋税，以充军实”，目标只能是周瑜集团。

　　不过，诸葛亮不愧是罕有的内政天才，他处在盟军的夹缝中，不仅保障了江陵前线的给养，还成功为刘备集团的扩张打下了经济上的基础。后来，刘备集团的军事力量在这一时期骤然猛增，却没有发生严重的给养问题，这背后不能不说有诸葛亮默默贡献的功劳。从诸葛亮的立场出发，虽然他的主要任务是保障盟军给养，但他的最终目标一定是落在令刘备集团壮大之上的。

　　欲济大业，人谋到位之后，天命亦不可或缺。恰在此时，联军承认的荆州牧刘琦在江夏去世。刘琦一生的命运十分坎坷，从名义上来说，整个赤壁—江陵战役的目的都是为他夺回父亲的荆州，但他本人却被一直作为刘备集团的傀儡，虽然在政治号召上作用很大，恢复父亲的基业却是镜花水月。他的命运，早在被诸葛亮劝离襄阳的那一刻就已决定了。张作耀在《刘备传》中分析道：“诸葛亮劝说刘琦离开襄阳，实为刘备，而对刘琦来说，则非良策。”方诗铭先生对刘备插手荆州立嗣斗争的经过有详尽分析，可参看。刘琦去世后，他麾下的万余兵马自然归刘备统领，这没有疑问。而比这些兵马更重要的是，刘琦之后，政治地区最大的政治向心力量刘备终于可以正式地走上前台了。

　　《资治通鉴》写道：“刘表故吏士多归刘备，备以周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容其众，乃自诣京见孙权，求都督荆州。”《江表传》亦载：“刘表吏士见从北军，多叛来投备。”这一阶段，刘备的实力飞速蹿升，影响力甚至超出了荆州地区，“庐江雷绪率部曲数万口稽颡”（《先主传》），虽然庐江和刘备控制的地域之间有曹操的军事力量，刘备没有真正直接指挥这批人马，不过刘备当时的政治号召力可见一斑。马良、陈震、向朗、霍峻等一大批军政人才亦是在此时加入刘备集团。“荆、楚群士从之如云”（《刘巴传》）可以说并非夸张的描述。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意味着刘备集团事实上已不再可能处于之前的被挟制地位。最后的结果是我们熟知的，“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吴主传》），这笔政治交易的完成，令南郡太守周瑜的地位变得微妙。

　　江陵之役，周瑜苦战夺城，刘备集团的军事力量不仅未减反而大有提升，此时双方在联盟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刘琦去世这个偶然事件令刘备有了堂而皇之向周瑜、孙权要地的借口（亦可反证刘备并未完全控制自己攻克的荆南四郡），从而成为刘备集团独立的契机，那么周瑜、孙权之间一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则使这种独立从一开始就成为必然，偶然事件只不过加快了历史事件的进程而已。刘备集团寄寓荆州多年，而江东集团第一代开拓者孙坚就是死于与刘表作战之时，两家可谓世仇深重。这种在荆州地区民心的向背则构成了刘备得以独立的隐形基础。

　　事实上，刘备、周瑜、孙权在这一时期组成的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政治三角。在刘备眼中，自己是刘邦，周瑜是项羽，孙权是项梁；在周瑜眼中，自己是韩信，孙权是刘邦，刘备只不过是韩信麾下的一员将领；而在孙权眼中，自己是刘邦，周瑜是韩信，刘备则是彭越英布之类的角色，虽然可怕，却可以拿来利用制衡更可怕的韩信，只可惜玩权术，孙权又岂是刘备的对手？在韩信眼中，自己的忠诚是无可置疑的，而在刘邦眼中，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刘备集团对这一摇摇欲坠的政治结构可谓动若观火，于是在他们顺势而为的努力下，三角的一角永远坠落，另两个点则渐行渐远。对于刘备集团来说，最恐怖的是，他们并没有什么出奇的策略，只是把桨往历史之河流向的方向略微拨了那么一点。在赤壁战后的斗争中，他们对于人心的把握，确实令人惊叹。而这一集团的首席谋主诸葛亮早在躬耕于隆中时就“号为《梁父吟》”，这首歌在东汉时的歌辞讲的是齐国国相晏子二桃杀三士的故事，这不得不令人反复玩味。

　　总而言之，如果说周瑜与孙权的关系在赤壁之战前后只是程度上有了变化，那么周瑜与刘备的关系则在这段时间有了本质的区别，这区别产生的过程基本与周瑜从巅峰到坠落的轨迹是重合的。这两位旷世奇才虽然是盟友关系，却好似两种互相斗争的生物，此消而彼长，最终以一方的彻底灭亡而告终。理解了这一点后，对这一阶段的诸多繁杂史实便能迎刃而解了。最典型的是鲁肃和关羽在湘水之盟前的一次直接对话，再清楚不过地反映了联盟双方对于这一段历史的看法：

　　“肃欲与羽会语，诸将疑恐有变，议不可往。肃曰：‘今日之事，宜相开譬。刘备负国，是非未决，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趋就羽。羽曰：‘乌林之役，左将军身在行间，寝不脱介，戮力破魏，而足下来欲收地邪？’肃曰：‘不然。始与豫州观于长阪，豫州之众不当一校，计穷虑极，志势摧弱，图欲远窜，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无有处所，不爱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荫以济其患，而豫州私独饰情，愆德隳好。今已藉手于西州矣，又欲翦并荆州之土，斯盖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领人物之主乎！肃闻贪而弃义，必为祸阶。吾子属当重任，曾不能明道处分，以义辅时，而负恃弱众以图力争，师曲为老，将何获济？’羽无以答。”（《吴书》）

　　这段史料非常珍贵，考证“借荆州”这段公案时会被反复引用到。对“借荆州”的考证又是一个复杂的话题，需要专文论述。而在这里，我们只对其中透露出的联盟关系有兴趣。关羽在这里强调的是刘备个人抗曹的意志，所谓“身在行间，寝不脱介”，都是非常个人化的描述。而鲁肃则直接从联盟形成过程的角度来着眼，指出联盟一开始双方实力就是极端不对等的，关羽并没有反驳之词，可见对于基本事实的认定，双方都没有疑问，不同的只是看问题的角度而已，所谓“屁股决定脑袋”是也。这种不对等的结盟关系使刘备长期处于周瑜的阴影之下，虽然最终得以脱离，也给未来的联盟关系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进而成为影响建安年间政治生态的一个重要渊薮。

　　附论：
　　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是，后来三国鼎立的三家基业开拓者早年都有依附人下的不光彩历史。而这段历史也被官方史书有意无意地加以隐讳。曹操在关东联军失败后党附袁绍，迎献帝都许后才慢慢脱离，对于这段历史，方诗铭有专著《曹操·袁绍·黄巾》加以考证。孙策早年屈居于袁术帐下也并非什么秘密，田余庆《孙吴建国的道路》一文已辩之甚明。唯独刘备情况特殊，他早年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反复依附与叛变的历史，对于这一点史书并无讳词，甚至一定程度上还把这当做是刘备独特的政治魅力所在，正如陈寿史论所言，“折而不挠，终不为下”。唯独对于曾依附周瑜这段历史，史不明载，甚至不惜删掉关羽绝北道的战斗。究其原因，刘备此前依附的怎么说也是一方军阀，如今年过半百，反而屈于盟友一员青年战将之下，怎么说也不是有面子的事情。刘备此前依附过的军阀基本上都已成为冢中枯骨，唯江东孙家与刘备集团仍是牢不可破的盟友，盟友中的一方长期依附于另一方，这种历史当然是依附者要极力掩盖的。

　　至于孙权方面，虽然一度把刘备当成手下一将，但那毕竟是周瑜的功劳。虽除韩信，英布却自大一方，这并不能说是令人满意的结局。况且，刘备和周瑜的关系演变，与孙权对周瑜的阴谋牵扯实在太深，孙权无法做到宣传其中一条线而隐蔽另一条，无奈之下只好将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于是这段历史整个便成为糊涂账了。

　　刘备被称为“天下枭雄”，“枭”是善于反噬的猛禽，周瑜和孙权只不过是两个新的受害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