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北部边疆匈奴、鲜卑各族的绥抚与分化政策

　　曹魏的北部边疆包括并州、雍州东部及以北广大草原地区。汉魏之际，北方游牧民族的内部变乱与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使得这一地区形势极为复杂，曹魏统治极不稳定，边塞叛乱事件经常发生，尤其是北部鲜卑迅速兴起，大量南下，对曹魏政权时服时叛，令曹魏统治者大伤脑筋。对此，曹魏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几次大规模兴兵讨伐，在此基础上密切结合形势，本着求静求稳的精神，采取了以绥抚分化为主的策略。

　　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击破高干，夺得并州，任命梁习为并州刺史。并州地处北部边塞，又是乌丸、鲜卑、匈奴等内迁少数民族特别集中的地区，位置非常重要，情况也特别复杂敏感。梁习就任后，贯彻了曹操在边疆问题上的求静求稳方针，采取以绥抚分化为主、武力震慑为辅的政策。梁习到任的第一件事是“礼召豪右”，对各族酋豪进行恩抚，将其举荐到幕府，不动干戈就削弱了他们的影响。第二步是分别以“义从”、“勇力”等名目将各族部众分批迁徙，化整为零，削弱了他们的反叛能力，同时客观上大大加速了民族融合，减少了民族隔阂和民族冲突引起的社会动荡，有利于巩固统治。第三步才是对不服从者兴兵讨伐。梁习的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出现了“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的可喜局面。（注：《三国志》卷十五《魏书·梁习传》。）

　　东汉建安七年（202年），内迁于北部边疆的南匈奴降于曹操。曹魏对南匈奴同样采取了绥抚与分化相结合的策略。《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献帝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条曰：

　　“初，南匈奴久居塞内，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议者恐其户口滋蔓，浸难禁制，宜豫为之防。秋，七月，南单于呼厨泉入朝于魏，魏王操因留之于邺，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单于岁给绵、绢、钱、谷如列侯，子孙传袭其号。分其众为五部，各立其贵人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

　　曹魏对呼厨泉既实行安抚利诱，又将其与本族隔离，剥夺其对南匈奴的实际控制权。南匈奴单于被质，群龙无首，势力顿减。尤其是人众被分割为五部，还受汉人司马的直接监管控制，实力大为削弱，无力与曹魏对抗。因此整个曹魏时期，南匈奴很少发生反乱事件。

　　曹魏在北部边疆最大的忧患，是不断南迁并逐渐强大的鲜卑部众。东汉末年，南迁的鲜卑部众，逐渐形成了三大部落集团：一是檀石槐后裔步度根、泄归泥部；二是轲比能集团；三是原檀石槐的东部大人素利、弥加、厥机等部。（注：《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这些部落时常犯塞寇边，钞略边民，严重影响了北部边疆的安定。

　　曹魏对鲜卑的政策，仍以绥抚分化为主，求静求稳倾向十分鲜明。曹操统治时期，鲜卑三大集团的首领都通过乌丸校尉阎柔向曹操贡马。曹操沿东汉旧例，表宠其首领为王，进行怀柔安抚。魏文帝在位时，封轲比能为附义王，素利、弥加为归义王。黄初五年（224年），“步度根诣阙贡献”，文帝“厚加赏赐”，以示抚慰。轲比能与素利互相攻伐，轲比能不满乌丸校尉田豫帮助素利，文帝得知，命田豫“招纳安慰”。魏明帝在位时，继承父祖一贯实行的求静求稳方针，“务欲绥和戎狄，以息征伐，羁縻两部（轲比能、步度根）而已。”青龙元年（233年），泄归泥部归降，明帝封泻归尼为魏归义王，“赐幢麾、曲盖、鼓吹，居并州如故。”（注：《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下面一则史料从侧面印证了明帝对鲜卑实行的是求静求稳方针。《三国志》卷二十六《魏书·田豫传》载，“幽州刺史王雄支党欲令雄领乌丸校尉，毁豫乱边，为国生事”，田豫遂被调离乌丸校尉一职。（注：《三国志》卷二十六《魏书·田豫传》载：“文帝初，北狄强盛，侵扰边塞，乃使豫持节护乌丸校尉，牵招、解俊并护鲜卑。”以此知田豫任乌丸校尉一职应不晚于黄初元年（220年）。同书同卷又曰：“为校尉九年，其御夷狄，恒摧抑兼并，乖散强猾。”以此知田豫调离乌丸校尉一职应不晚于太和二年（229年）。明帝在位时间为太和元年至景初三年（227年至239年）。以此知其调职时必为魏明帝在位时期。）尽管这是一起小人毁谤事件，但“为国生事”成为明帝将田豫调职的理由，则从侧面反映了明帝在控御鲜卑问题上努力求静求稳、不希望“生事”的心态。对此王雄是心领神会的，所以他在并领乌丸校尉后，对鲜卑“抚以恩信”，（注：《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很好地迎合了明帝的心态。青龙三年（235年），王雄遣剑客刺杀轲比能，“更立其弟”，则是一种从鲜卑内部施行分化瓦解的策略。通过这种策略，曹魏没花多少代价，就大大削弱了鲜卑实力，致使北部鲜卑“种落离散，互相侵伐，强者远遁，弱者请服。由是边陲差安，漠南少事”。（注：《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北部鲜卑对曹魏北部边疆地区的威胁终于基本解除。

　　三、对西域的羁縻怀柔政策

　　西域很早就与中央政权确立了政治隶属关系。两汉时期，中央政权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等行政机构，对广大西域地区实行有效统治。东汉末年，河陇地区混战不休，阻隔了西域与内地的交通，致使西域与内地来往断绝。魏文帝即位初年，河陇地区叛乱被镇压，西域与内地交通得以恢复，曹魏遂重新控制了西域。

　　曹魏的西域政策既沿袭两汉传统，又表现出一定的独特性。对西域实行羁縻怀柔政策，是内地政权统御西域的一贯做法，曹魏也不例外。黄初三年（222年），鄯善、龟兹、于阗等西域各国遣使来朝，文帝下诏遣使对他们厚加抚劳。（注：《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曹魏厚抚西域来使的做法，进一步刺激了西域各国与曹魏交往的愿望，西域各国纷纷遣送质子，力图与曹魏建立更为亲密的关系，派遣的使臣也越来越多。由于西域来使太多，接待费用太大，当时负责此事的大鸿胪崔林“移书敦煌喻指，并录前世待遇诸国丰约故事，使有恒常。”（注：《三国志》卷二十四《魏书·崔林传》。）但这恰好反映了曹魏对西域的羁縻政策。这项政策收效十分显著。《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载：

　　“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

　　曹魏西域政策的独特性表现在，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的职能出现了某些变化。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曹魏也沿袭两汉的做法，在西域设置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管理西域事务，但其职能有所萎缩。两汉的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直接监督西域各国活动，左右西域地区政局。但曹魏时期，面对西域存在的绿洲大国称霸现象，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无所作为。（注：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的绿洲称霸现象》，载《西北史地》1995年第四期。）换言之，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部分地放弃了对西域的监督职能。曹魏对于西域绿洲大国的称霸行为，实际上是默认的。这是曹魏北方边疆策略中求静求稳的又一个反映。

　　曹魏统一北方边疆的行动，始自曹操统治时期，到魏明帝统治晚期基本完成。假定把公元208年赤壁之战作为曹魏统一北方边疆的开始，（注：这次战役后曹操将重点转移到统一北方边疆的问题上来。）把魏明帝谢世时间（239年）作为最终完成统一的时间，那么完成北方边疆的统一用了32年。而曹魏政权的存在时间即使从公元196年算起（注：这一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为后来曹魏政权的正式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曹操虽然生前没有称帝，但行割据之实，地位至尊无比。）也总共才69年。也就是说，曹魏花了一半乃至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解决北方边疆统一问题。这表明曹魏统一北方边疆的事业是艰巨的，同时也是稳步进行的，突出体现了求静求稳的特点。而且这期间曹魏虽然更换了三代领导人（曹操、魏文帝、魏明帝），求静求稳的边疆政策却体现出很强的连贯性。

　　另外，曹魏无论是抚是剿，均以消除分裂、臣服边民、维护东汉时期边疆旧有秩序为目的；曹魏的北方边疆范围，也在东汉原有的统治范畴之内，少有突破。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也可以说曹魏统一北方边疆具有求静求稳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