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全面权衡，曹魏政权采取了维持现状，静观时变，先抚后剿的策略。《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载，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大破蹋顿，残余势力逃奔公孙康，部下劝曹操乘机征讨公孙氏，曹操否决了这个建议。终曹操、曹丕之世，曹魏都没有对公孙氏采取军事行动，并且继续给予公孙氏种种封号。建安十二年（207年），封公孙康为襄平侯，拜左将军；黄初元年（220年），拜公孙恭为车骑将军，假节，封平郭侯，追赐公孙康为大司马。（注：《三国志》卷八《魏书·公孙度传》。）

　　魏明帝即位后，思想上有些浮躁，在急功近利心态的驱使下，对公孙氏有过一次冒失的军事行动。《三国志》卷十四《魏书·蒋济传》注引司马彪《战略》曰：“太和六年（232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陆道，并攻辽东。”谋臣蒋济结合形势，进行谏阻说：

　　“凡非相吞之国，不侵叛之臣，不宜轻伐。伐之而不制，是驱使为贼。……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质，岁选考计，不乏职贡。……倘不如意，是为结怨失信也。”

　　蒋济的谏阻实际是维护曹操以来曹魏政权对公孙氏的基本方针。然而他的建议没被采纳。结果是田豫等“无成而返”。这表明对公孙氏采取维持现状、静观时变的策略是明智乃至必要的。田豫等出征失败的教训，使错误很快得到纠正。《三国志》卷二《魏书·明帝纪》载，青龙元年（233年），即田豫无功而返的第二年，“公孙渊斩送孙权所遣使张弥、许晏首”，明帝“以渊为大司马，乐浪公”，对公孙氏进行抚慰。此后，明帝虽然于青龙年间（233年至236年）暗中积极筹划征讨辽东，却一直按兵不动，静观时变。

　　景初元年（237年），孙权遣使到高句丽，欲联合袭击辽东（注：《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辽东有被孙权所逼夺的危机。而且不久公孙渊即公开反叛，自立为王。形势变化，彻底解决公孙氏割据势力的时机终于成熟了。这时，明帝才命毋丘俭、司马懿等大将先后两次出兵攻讨公孙氏，平定这股存在了多年的割据势力。

　　历史证明，曹魏对公孙氏采取静观时变、先抚后剿的策略是英明之举。正是由于多年来对公孙氏采取了静观时变、先抚后剿、求静求稳方针，使曹魏政权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来积蓄自身实力，赢得了胜利。下面的史实充分印证了求静求稳、增强自身实力对最终平定公孙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公孙渊公开反叛后，明帝首先是命毋丘俭率军征讨，但不利而返。失利的根本原因，是这次出征仅发幽州一州诸军，（注：《三国志》卷二十八《魏书·毋丘俭传》载，青龙年间（233年至236年），明帝“以俭有干策，徙为幽州刺史，加度辽将军，使持节，护乌丸校尉”，并令其“率幽州诸军至襄平，屯辽隘”，为征讨公孙渊作准备。《三国志》卷三《明帝纪》载，景元元年（237年），孙权谋袭辽东的时候，明帝“遣幽州刺史毋丘俭率诸军及鲜卑、乌丸屯辽东南界”，应付紧急情况。公孙渊公开反叛后，明帝马上命毋丘俭前往讨伐。可见这次出征仅为毋丘俭所率幽州诸军。）实力不够。当时朝臣卫臻就指出了毋丘俭，“偏军长驱”（注：《三国志》卷二十二《魏书·卫臻传》。）的不足。所以第二年再次征讨公孙渊时，充分吸取了这个教训，加大兵力，发兵四万人，命当时最有威望的太尉司马懿为统帅，可谓全力以赴。如果没有长时间的积累，猝然供应四万兵力四千里征伐的役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说明，曹魏平定公孙渊，是建立在强大的国力基础上的。而强大的国力应归功于多年的积累，归功于在边疆问题上求静求稳的一贯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