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求静求稳的原因和意义

　　曹魏统一北方边疆过程中，为什么会表现出求静求稳的倾向呢？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主观上来讲，曹魏政权以魏禅汉，乃是以汉代继承人自居，其边疆地域概念自然也因袭东汉。因此经营北方边疆以恢复东汉疆域范围和管理体系为要务而较少突破，只有个别时候根据形势发展和实际需要对管理机构略作损益。

　　从客观上讲，曹魏承汉末荒乱之余，人口锐减，生产凋敝，财力窘迫，确实也力不从心，从而在统一北方边疆过程中表现出求静求稳的倾向。

　　经济上的制约，可以说是形成求静求稳倾向的主要因素。当时朝中有识之士纷纷认识到了国家财力窘迫、百姓疲敝的形势。太和年间，黄门侍郎杜恕上书曰：

　　“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虏未宾，三边遘难，绕天略币；所以统一州之民，经营九州之地，其为艰难，譬策羸马以取道里。”（《三国志》卷十六《魏书·杜畿传附杜恕传》）

　　青龙年间，尚书陈群上书曰：

　　“况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加边境有事，将士劳苦，若有水旱之患，国家之深忧也。”（《三国志》卷二十二《魏书·陈群传》）

　　“统一州之民营九州之地”、甚至户口“不过文景之时一大郡”的窘迫现状，使曹魏统治者深受制肘，面对强盛的公孙氏和轲比能，不能不感到力不从心，因而在对方没有公开反叛的情况下，尽管知道对方的臣服是表面的、暂时的，还是采取了维持现状、绥抚笼络的方针。青龙元年（233年），孙权遣使至公孙渊，“时闻公孙渊受孙权‘燕王’之号，议者欲留渊计史，遣兵讨之”，散骑常侍刘劭认为“古者要荒未服，修德而不征，重劳民也。宜加宽贷，使有以自新。”（注：《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刘劭传》。）显然，刘劭对当时经济形势和百姓疲敝状况是有深刻认识的，因此反对“遣兵”、“劳民”，主张“修德”、“宽贷”、实际上都是求静求稳的反映。他的主张得到实施，表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最后君臣是达成一致的。

　　造成财政紧张、百姓疲敝的原因，除了汉末的混战割据给生产造成破坏之外，曹魏统治者自身也负有很大的责任，尤其是明帝在位期间大兴土木，奢侈腐化，加剧了财政危机。当时就有朝臣对明帝“大兴殿舍，功作万计”的做法提出批评。（注：《三国志》卷二十五《魏书·高堂隆传》。）

　　另外，吴蜀未灭、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牵制了曹魏大量精力，影响了曹魏统一北方边疆的决策，使其不得不倾向于求静求稳方针。这是因为，一方面，曹魏认识到要最终消灭吴、蜀，完成统一全国的事业，首先必须完成对北方边疆的统一，形成巩固后方；另一方面，防守曹魏与吴、蜀接壤的漫长边界，应付吴、蜀不时挑起的大小战事，是关系到曹魏政权生死存亡的大事，不能不投入大量精力。尤其是蜀汉始终没有放弃北伐灭魏的口号，曹魏不能不对此忧心忡忡，高度警惕。因此曹魏政权的要务，首先是保证政权本身的生存，然后才是完成统一大业。曹魏在统一北方边疆策略中的求静求稳倾向，乃是当时三国鼎立政治格局的产物。

　　但是，曹魏的求静求稳并不是消极的，没有原则的，而是积极的，原则分明的。维护统一是曹魏北方边疆策略的最高原则，也正是其积极意义所在。对于北方边疆各股政治势力，只要对曹魏表示归顺，维护北方边疆的统一，曹魏就不计较其反复无常，这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无奈，但更是一种顾全大局的大度。

　　求静求稳方针符合曹魏当时的客观条件，真实反映了曹魏的政治经济状况，有利于与民休息，讲武劝农，发展社会生产，改善百姓疲困和财政紧张状况，并为最终解决北方边疆统一问题奠定了基础。无论是遣兵四万攻灭公孙渊，还是绥抚笼络轲比能、怀柔厚遇西域使，都是以雄厚的物质基础为前提的。没有求静求稳的方针，就难以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增强实力，完成统一。求静求稳方针同时也使边疆各族人民受益，保障了边疆人民一定时期内安定地生活生产，最终有利于边疆的稳定和开发。

　　求静求稳方针不仅符合当时客观条件，符合各族人民利益，而且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以羁縻怀柔为特色的求静求稳方针，充分反映了曹魏统治者对前代治边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先秦时期，已经形成初步的边疆观念和治边思想。《尚书·禹贡》篇提出了五服的概念，《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提出了九服的概念。无论五服还是九服，其核心思想是相同的，这就是：以一个政治中心逐步向周边扩散，统治强度按照离中心的远近递减。这就是最早的边疆观念和治边思想。落实到边疆政策上，就是在保证边疆对中央政权臣服的前提下，尽量维护边疆原来的社会状况，保持边疆的稳定，并不强求边疆与内地对中央政权尽同样的义务，更不强求对边疆实行与内地同等的管理强度。这种认识已经包含了求静求稳的倾向。

　　两汉时期，儒学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儒家精神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表现在边疆问题上，就是更重视道德感化，主张以德治边，慎用武力。正如班固所言：

　　“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贡，制内外，或修刑政，或昭文德，远近之势异也。”（《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

　　班固的意思是，要根据内外远近选择不同的统治方法，对内应“修刑政”，对边疆地区则应“昭文德”，以缓抚怀柔、道德感化为主。这种主导思想再次为传统治边思想注入了求静求稳的因素。

　　曹魏充分吸收了先秦两汉以来的治边思想精华，并且使之融入统一北方边疆的实际活动中，实行先抚后剿，绥抚分化，羁縻怀柔的策略。联系先秦时期形成的五服、九服概念，就不难理解曹魏为什么在西域绿洲大国称霸的状况下仍然实行羁縻怀柔政策，这不仅仅是因为曹魏实力受限，而且是按照五服九服的的观念选择的相应统治强度。联系儒家学说的“为政以德”（注：《论语·为政篇》。）主张，就不难理解刘劭“古者要荒未服，修德而不征”的历史背景不仅仅是曹魏财力窘迫，同时还有儒学对治边思想的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