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艺术形象的本质和灵魂

2013-04-13

　　但退一步想，“平生谨慎，必不弄险”的诸葛亮，却于此处不得已而行险，充其量亦不过保全首领而已。毛宗岗说：“魏延于午谷之谋，未尝不善，武侯以为危计而不用，盖逆知天意之不可回，而不欲行险以争之耳。知天意之不可回．而行险以争之，即争未必胜。争之不胜，而天下后世乃得以行险之失为我咎矣。惟兢兢然业一至慎之心，出于万全之策，而终不能回天意于万一，然后可以无憾于人事耳。”（《三国演义》第九十二回回评）所谓“知天意之不可回”，就是缺乏必胜的信心，还是“北让曹操占天时”、“此诚不可与争锋”论的流波，既然如此，他的伐魏，不过尽老臣之责，一则借以安蜀，一则借以杜幼主之疑而已。所以，他的决策，自然就要把最低的代价和最小的风险度这两个要素放在首要地位来考虑；对于效益的大小，只好抱着听其自然的态度。诸葛亮伐魏之无成，乃必然之事。遍观《三国演义》关于诸葛亮决策活动的描写，贯串着一个中心：诸葛亮这一“古今来贤相中第一人”的决策是极为英明正确的。但是，这一总的倾向却与三国历史发展的总进程，亦即与《三国演义》情节演变的总趋势相矛盾。诸葛亮的全部决策描动，与“鼎足三分”的局面相始终，这是孔明的杰出处，也是他的悲剧所在。因为“三分”既非孔明的最终理想，也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和人民愿望，而他的“一统天下”的宏图在他手中没有实现，在他的继承人手中也没有实现。《三国演义》不愿意承认这是诸葛亮决策的缺陷所造成的，于是在艺术上采取了种种扬长避短、隐恶扬善的手法。比如大多数失误，都被处理成诸葛亮不在场或不幸被他言中；比如突出敌手之强或强调天意难回之类，尤妙在写六出祁山，孔明改变了前几次兵出陇右的迂回战术，自斜谷直至剑阁，连下十四个大寨分屯军马，以为久计，又造木牛流马搬运粮米，且于渭南大败司马懿，魏兵十伤八九，蜀兵直逼长安，眼看胜利在望，不料孔明旧病复发，命在旦夕，五丈原禳星以增寿（这大约就是所谓“近妖”之一证），祈禳已及六夜，主灯明亮，忽被魏延将灯不慎扑灭，孔明之死遂无可挽回，给读者留下无穷惋怅之情。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正是《三国演义》的高明之处。然而，最最要紧的还在于：诸葛亮的决策活动容有这样那样的失误或不足，但从他之所以决策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品德，却足以传千秋万代而不泯。他之出山，经历了一个从“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到积极用世、拯民于水火的抉择，经历了对于曹操、孙权等强者的摒弃和对刘备的拥戴的抉择。据《蜀记》载，晋初一些士大夫“多讥亮托身非所”，其实，他的杰出之点恰好在此。诸葛亮在隆中时，与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徐元直四人为密友，谓四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问其志若何，但笑而不答。裴松之以为：“夫其高吟俟时，情见乎言，志气所存，既已定于其始矣。若使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岂夫多士所能沈翳哉!委质魏氏，展其器能，诚非陈长文，司马仲达所能颉颃，而况于馀哉；苟不患功业不就，道之不行，虽志恢宇宙，终不北向者，盖以权御已移，汉祚将倾，方将翊赞宗杰，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故也。岂其区区利在边鄙而已乎？”（《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以诸葛亮之才略，若追求个人功业，则委质魏氏，投靠东吴，皆可展其器能；然他方以管仲、乐毅自命，以兴微继绝为己任，他在刘备极为困难的时候，看中他是寄托自己理想的明主，毅然决然地担当起辅佐的重任，这种对于个人人生道路的正确决择，就赋予他的全部决策活动以灵魂，因而是诸葛亮赢得人民尊敬的根本原因。

　　同时，为了自己的信念，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生不但知伐魏之无成、出师之不利，而又逆知其身之必死于是役也。以汉、贼不两立之故，而至于败亦不惜，钝亦不惜，即死亦不惜。呜呼，先生真大汉忠臣者。文天祥《正气歌》曰：“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殆于后一篇而愈见之”（《三国演义》第九十七回回评）。《后出师表》所谓“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以尽人事臣责的精神是极为可贵的。总之，《三国演义》关于决策活动的描写，不单单显示了诸葛亮的权智英略，更显示了他的性格和品质的崇高。这种描写，既是十分客观、十分合理的，又是充满着激情的。诸葛亮决策本身的成败利钝，将永远是后人思维的极好的思想材料，而《三国演义》关于决策描写，尤其是如何处理从思想感情上褒扬诸葛亮和诸葛亮决策上的缺陷和不足的矛盾的成功经验，更是值得总结和借鉴的宝贵财富。

 4/4   首页 上一页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