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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艺术形象的本质和灵魂
2013-04-13


  可惜这一仗打败了,弄得元气大丧。诸葛亮对于伐吴,存在着感情与理智上的矛盾。《三国志·法正传》载,当刘备败绩,诸葛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三国演义》不叙此事,但诸葛亮并非不知伐吴的意义,却不能对决策的诸因素进行全面、准确的判断选优。如果他积极支持刘备的决策,随军东行,则至少亦可保“必不倾危”。陆逊设火烧连营之计,即曰:“吾这条计,但瞒不过诸葛亮耳。天幸此人不在,使我成大功也。”可见,对于这一逆转的倾危局面的出现,诸葛亮是负有严重责任的。诸葛亮决策的另一个成就是益州和汉中的获得,保刘备为帝,实现了“鼎足三分”的目标。刘备既得荆州,曹操闻言大惊,曰:“刘备,人中之龙也,平生未尝得水。今得荆州,是困龙入大海也。”曹操把荆州视为刘备的“大海”,而诸葛亮则不过把荆州看作暂时的“家”,他的目标是要夺取益州以建“基业”。夺益州并没有错,问题在于一开始诸葛亮就存在着重益轻荆的思想。应该说,这种思想在当时的是很有普遍性的。如张松就认为荆州“东有孙权,常怀虎踞;北有曹操,每欲鲸吞,亦非可久恋之地”,唯有“益州险塞,沃野千里,民殷产富,智能之士,久慕皇叔之德,若起荆襄之众,长躯西指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庞统亦谓“荆州东有孙权,北有曹操,难以得志。益州户口百万,土广财富,可资大业”。孔明倾师入川,唯命关公一人留守荆州;方得西川,就轻割三郡(荆州之一半)以“还”东吴,都是这种轻荆重益思想的产物。而这种指导思想,又是与对于曹操的力量估计过高,看不到各方力量对比与消长转化的规律有关。隆中决策所谓“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对于当时处于新野蕞尔之地兵微将寡的刘备,主张不要硬拼蛮干,暂时避其锋芒,是正确的,但上升为一种战略指导方针,就不能说没有问题了。

  从当时军阀混战的局面看,斗争形势瞬息万变,强弱对比刻刻在向自己的反面转化。董卓、袁绍、袁术、吕布,都曾猖獗一时,然而却一一归于失败。即便是曹操,隆中决策也说:“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既然“名微而众寡”的曹操,能凭恃“人谋”去“以弱为强”,那么,又有什么理由要拱手让曹操“北占天时”呢?况且曹操决非强大到不可战胜,张松曾举“濮阳攻吕布之时,宛城战张绣之日;赤壁遇周郎,华容逢关羽;割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箭于渭水”等当面嘲讽之,证明对曹操的迷信,是毫无根据的。樊城之役,尤可说明问题。其时曹操结连东吴,欲取荆州,孔明使关公起兵取樊城,目的只不过是“使敌军胆寒,自然瓦解矣”。从决策上看,只是一种以攻为守的策略,而不是图谋更大的进取。当时,关公取襄阳如反掌,又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曹操至欲迁都以避之。设若此时诸葛亮作出乘机北伐的决策,其结果将大不胡同。毛宗岗感叹地说:“当单福取樊城之时,其兵力不足以守登战故其后终至于弃樊城。及关公围樊城之时,其兵力将不止于取樊城,则其时甚利于得樊城,而惜乎其中阻也。”(《三国演义》第七十回回评)取樊城之中阻,乃因吕蒙之袭荆州。孔明既使关公取樊城,而又不遣别将代守荆州,至令荆州之失。“大意失荆州”,与其说是关公大意,不如说是孔明失策,归根到底,还是轻荆重益思想的结果。荆州逼近孙、曹,形势十分重要,唯其如此,方足以与其争锋竞雄,看不到这一点,片面强调曹操的不可争锋,遂视荆州为“难以得志”之地,而把益州当成“建基业”的场所,骨子里不过是依恃益州形势之阻塞。

  但是,形势实际上是一种不可依恃的东西,王夫之批评诸葛亮入蜀之谋“皆资形势以为制胜之略”,指出:且形势者,不可恃者也。荆州之兵利于水,一逾楚塞出宛、洛而气馁于平陆;益州之兵利于山,一逾剑阁出泰川而情摇于广野。恃形势,而形势之外无恃焉,得则仅保其疆域,矢则只成乎坐困。(《读通鉴论》卷七)王夫之认为“蜀汉之保有宗社者数十年在此,而卒不能与曹氏争中原者亦在此矣”。这是很有道理的。隆中决策曾规划鼎足三分之后,“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以图天下,仅只视荆州为一支偏师,已然失其轻重;及一旦荆州丢失,就从此失去了在中原与曹操争锋的机会,实际上也就失去了统一中国的机会。“鼎足三分”,作为一种近期的战略目标,是被诸葛亮实现了,这是他的决策的胜利;但是,他的决策的种种弱点,又只能达到“三分”的限度,而无力实现更大的跃进,即“兴汉灭曹”的最终目标这又是他的悲剧。白帝城托孤,是诸葛亮决策活动第一阶段的“煞尾”,又是第二阶段的“引头”。后主乃无用之庸人,对诸葛亮事之如父,委以诸事,诸葛亮获得了他之作为个人决策所应具备的社会条件,即真正唯一决策者的权力。按理说,他应该更加放开手脚地尽其所欲,以实现自己的宏图大业了。然而,独掌大权的决策者孔明并没有这样做,他反而变得更加谨慎起来。这当然是由主客观诸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其中之一是客观形势的逆转。随着荆州战略要地的丢失,和伐吴时有生力量的大量损耗,“益州疲敝”,确实处于“危急存亡之秋”。相形之下,曹魏“其势甚大,急难动摇,当徐徐缓图”,不由孔明不谨慎从事。二是主观心理因素的负担。刘备托孤,至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

  孔明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心,继之以死乎!”无论刘备托孤之辞是真心还是权术,他这种不同寻常的做法,无疑给诸葛亮增添了巨大的责任感,或者说一种沉重的心理负担。所以“受命以来,凤夜忧思,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若稍一不慎,即可“生疑隙不逞之衅”,为此,他必须兢兢业业,保证自己的决策必须是万无一失的,这就是他变得万分小心的根本原因。诸葛亮的谨慎,表现在北伐的问题上,就是不“弄险”,从决策科学的角度看,即企图以最低的风险度,去换取最大的效益。诸葛亮初出祁山,用马谡反间之计,使魏将司马懿削职回乡,蜀之大患已去,新任之大都督驸马夏侯*乃膏粱子弟,懦弱无谋,魏延献策曰:延愿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循秦岭以东,当子午谷而投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夏侯楙若闻某骤至,必然弃城往横门邸阁而去。某却从东方而来,丞相可大驱士马,自斜谷而进,如此行之,则咸阳以西一举可定也。魏延此计,固有相当之风险度(孔明所谓“倘有人进言,于山中以兵截杀,非惟五千人受害,并大伤锐气”是也),但确为知彼知己,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改变决策诸要素对比关系的有气魄的抉择,连司马懿也说:“诸葛亮平生谨慎,未敢造次行事。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他非无谋,但怕有失,不肯弄险……”确系孔明之知已也。实践证明,诸葛亮之取“平坦大路,依法进兵”的常规决策,导致了孟达之失上庸,马谡之失街亭,“上庸失而使孔明无进取之望,街亭失而几使孔明无退足之处矣”(《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回评)平生不肯弄险的诸葛亮,却偏偏碰到了以二千五百军当十五万之众的危险局面。当然,“空城计”表现了诸葛亮对于实施中的决策进行控制的才能,终于化险为夷,以至成为脍炙人口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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