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建国巴蜀的割据政权都是安于自守，唯有蜀汉对中原始终抱有浓厚的政治野心。蜀汉能以一州之力连年征战以争天下，是因为它建立了以北伐为目标的战争体制。蜀汉的战争体制体现在三个方面。

　　在意识形态上，全国的思想高度统一于“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目标。蜀汉以汉朝正统自居，一切政府言论和政治宣传都以北伐复国为基调。在国家建设方面，蜀汉的主要精力放在北伐中原上。国力的积累是在为战争做准备，外交的目标是为战争创造有利的环境。人口不满百万的蜀国竟然保持了一支将近十万人的常备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战争体制所体现的第三方面是在全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诸葛亮在战争目标下，确立了对全国的实际掌控。整个战争体制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刘备集团在中原大地上的颠沛流离。整个集团处于一种高度不稳定、充满威胁的迁移过程中，战争几乎成为集团的常态。人们极少进行经济建设，而是适应了三月一小战五月一大战的生活。获得荆州南部的四个郡后，刘备集团相对安顿了下来，但是流动和战争的基因毕竟种下了，并在之后的进攻益州和汉中战役中获得了延续。战争基因的产生是集团生存的要求，但是诸葛亮成为托孤大臣后，却将此基因巩固、发展，使之流淌在国家的血脉中。特定的形势和诸葛亮的个人能力与之相配合，就建立了战争体制。战争体制的萌芽出现在永安托孤之时。分散在《三国志》各卷中的只言片语向我们展示了这一重要事件的全貌。《后主传》说：“先主病笃，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夏四月癸巳，先主殂于永安宫，时年六十三。”

　　《诸葛亮传》说： “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临终时，呼鲁王与语：‘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 后人对刘备托孤事件的认识就是以这两段记载为基础的。它告诉我们刘备将军政大权和儿子都托付给了诸葛亮，而诸葛亮也立下了鞠躬尽瘁的誓言。然而，这样的描写对于分析这一事件对日后蜀汉政权的影响来说，太过简略了。我们需要从这两段记载出发，仔细品味文字背后的点滴宝贵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