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220年关羽大意失荆州，只身走麦城，最后身死吴国。荆襄之战以蜀军的失败而结束。吴蜀联盟也彻底宣告破裂。曹丕趁着吴蜀之间关系不睦的大好时机将汉帝赶下台，称帝建魏国，引起天下民心骚动。次年，刘备“嗣武二祖，躬行天罚”受群臣拥戴，也在成都称帝了（他称帝的目的：①魏代汉，自己乃汉臣，不可屈服汉贼，故速尊有德以奉大统；②为使民欣反正，世睹旧物，仗顺者齐心，附逆者同惧，仗正者讨逆）

　　本来这个时候出现了对蜀国十分有利的时机，如果刘备先伐魏，这样出师有名，顺应民意，能够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正如赵云所说的“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那样。但刘备对吴国袭杀关羽一事非常愤怒，愤慨无比，他念念不忘的是君臣之义（关羽、刘备的关系如何：

　　⑴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羽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关羽传》

　　⑵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关羽传》

　　⑶刘晔曰：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於终始之分不足。——《刘晔传》

　　⑷费诗曰：且王与君侯，譬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费诗传》

　　从中不难发现刘备、关系非同一般君臣之义，有着很深的情意在内，刘备为关羽报仇伐吴也属于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于是准备东征。但刘备当时处于三国鼎立，他还有更重要的大义要办，即兴汉伐魏，隆中对的战略是联吴伐魏，占据荆益，如今荆州没了，群臣纷纷开始劝谏刘备三思，赵云更是搬出“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的大义之说劝他，秦宓陈天时必无其利，被坐下狱幽闭。刘备却完全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主见，不从大局执意伐吴！！（他执意伐吴的原因可能有：1、自从他入川以来取得了一系列的军事胜利。在群臣的拥戴下称帝，变的昏昏然。2、君臣情深，个人义愤填胸，使他失去平时的冷静，一意孤行）于是蜀国军事上的错误决策悄悄的开始了。刘备这个时候还不明白：虽然以前靠义结士，得到诸葛亮等贤才的青睐，得士者昌，但这个“义”是有局限性的，仅靠江湖义气舍大义就小义也是很难有所成功的。

　　（二）

　　章武元年秋七月，刘备率领诸军进攻吴国，孙权派人求和、诸葛谨写信告诉刘备“试为陛下论其轻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损忿，蹔省瑾言者，计可立决，不复咨之於群后也。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若审此数，易於反掌”提醒刘备别犯错误而再次挫伤两家的和气。此时的刘备根本听不进这些，继续进军。初期蜀将吴班、冯习自巫攻破吴将李异、刘阿等，夺得了秭归，士气大震，更得到了武陵五谿蛮夷的支持，他们也派军队帮助蜀。黄权谏刘备曰：“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尝寇，陛下宜为后镇。”刘备不从，认为吴国胆丧，骄傲自满起来，把黄权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自在江南。换句话说刘备放弃了水路进军吴的策略，一路战行进。

　　吴国主帅陆逊沉着冷静分析了初战失利的原因：蜀军处在长江上游，居高临下，顺流进击，地势占了便宜，所以吴多败。找到原因后陆逊对手下人道：“备举军东下，锐气始盛，且乘高守险，难可卒攻，攻之纵下，犹难尽克，若有不利，损我大势，非小故也。今但且奖厉将士，广施方略，以观其变。若此间是平原旷野，当恐有颠沛交驰之忧，今缘山行军，势不得展，自当罢於木石之间，徐制其弊耳。”意思是说不能和蜀国正面力敌，地势上占不到便宜，我们要完全退出高山地带的同时，要把兵力难以展开的五、六百里长的被动地势让给蜀军。他的手下不明白，以为逊畏之，各怀愤恨。陆逊此时正在酝酿计谋，终于想出实行“后发制人”之计对付这个沙场老手刘备。他要把刘备企图速战速决的想法破坏，将战争拖入持久战。长驱直入的蜀军，处于客位，后援、补给等问题比较多，军在异境，士气容易受到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战斗力士气都会不断下降。而吴在本土，补给问题没问题，并不缺问题。

　　一切都在陆逊的掌握中计划实行了，吴蜀两军进入相持阶段，时间也持续到了公元222年，刘备为防止手下中暑、避免炎热的酷暑，不得不沿长江两岸七百里的草木丛生的山林地带安营下寨，不知不觉犯下了兵家大忌！！！中了陆逊设计的圈套，没了地势。本来从战略上讲刘备为关羽报仇，仓促发起夷陵之战，确实是缺乏审时度势，但从战役初期看，刘备凭借复仇雪耻思想鼓舞激起的士气，又有地利优势，赢得了不少主动。如今不觉中计处于防守被动的窘境，结果被陆逊看准时机，一把火烧得蜀营血流成河、死者上万，蜀将冯习、张南、傅彤等战亡，白眉马良也遇害，其他将如杜路、刘宁等被迫投降，黄权被吴军挡住方向，归蜀无路投降魏国了。刘备仅自身逃跑。

　　吴蜀夷陵之战再次以蜀的彻底惨败告终！吴虽然获胜，但也消耗不少，已经无多少军事兵力争衡中原了，再者有保守政策的束缚，两国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魏国坐大。

　　（三）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温而致战”。战争决策的重大问题上，将帅要慎重考察研究，一定要防止主观随意性，万不可因一时气怒而燃起感情之火，烧毁理智的思维模式。

　　戎马半生的刘备在主观修养上应该是比较成熟的，喜怒无形与色的他一直在颠沛流离中保持个性。但当他自立为皇以后，便失去了当年政治上的稳重，再加上私仇愤恨，不可避免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想以一己之力逆时势而动，结果使蜀国再次严重重创，大伤元气（即使存在获胜可能性，蜀也要耗费很多兵力很多财力，再也找不出另一个大将关羽取代荆州，而吴蜀之间我想要刘备存活一天再也不可能存在复合希望了[战败后才使他觉悟自己错误的决策，使他重新认识到联盟的重要性，所以重新联盟]，魏坐收渔翁。）从此蜀国逐渐走了下坡路，以后诸葛亮竭尽忠诚竭尽所能维护国家统治，蜀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有所恢复和好转，但与魏、吴相比，蜀国这时已经暗藏着一种不断扩大的危机。特别是诸葛亮六出祁山病逝五丈原，西蜀倒了“顶天柱”，其败亡的趋势也就逐渐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