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代，一如先秦时期，谋士和武夫并非截然不同、各司其职的两种行当，职号谋士而又武夫气十足，或号为武将却足智多谋，至少在三国时并不少见。曹操手下著名谋士程昱，曾得到曹操这样的评价："程昱的胆量，超过贲、育"，那是在袁绍欲南下与曹操争天下之时，程昱镇守的鄄城当着袁绍行进大军的要冲，守军却只有700人，在袁绍十万大军面前，真不啻为一碟嫩豆腐。曹操本想再增拨2000人，谁知程昱竭力阻止，理由是：袁绍见我只有700人，胜之不武，便不会来攻城，一旦增兵，反而有可能遭到灭顶之灾。程昱所料丝毫不差，遂使得三国"空城计"又多了一个版本，也许还是最早的一个版本。曹操手下另一个著名谋士刘晔，十岁出头就曾因母亲遗命，刺杀了父亲一个亲信随从，日后更曾亲自动手，杀死了一个人见人怕的地方小霸王（当然，他日后成为被曹植讥刺为"蝙蝠"的骑墙派，则是另一回事）。可见，在那样一个危难的时势下，谋略若没有胆量的加入，是断断无所作为的，"胆识"二字，最需紧密结合。 

　　贾诩，身怀奇谋，胆识过人，阅历繁复，志节深沉。他的品质里也许有着种种别人难以企及之处，但就客观效果而论，东汉末年的天下大乱，他难辞其咎。当年陈寿撰《三国志》时，曾将贾诩与曹操手下最具威望的二荀（荀彧、荀攸）并列立传，引起了注家裴松之的不满。此事见仁见智，我觉得若撇开道德威望，先注重影响世事的深度，则贾诩与二荀并列，并无不当。 

　　在贾诩投靠曹操之前，他先后为之献策的，多属造孽江湖的恶棍型军阀。虽然贾诩常以汉室忠臣自诩，也确曾有功于皇上，但他显然更热衷于放纵自己天赋的谋士才华，而较少计较千秋功名。在各路军阀此起彼伏的混战中，在汉献帝由长安到洛阳的奔命过程中，在新旧都城的喋血杀伐中，我们都能看到贾诩的智慧，像一只不祥的猫头鹰，在累累尸骨上盘旋。 

　　当年董卓伏诛，司徒王允专权。王司徒虽然才能有限，且有不知体恤，滥开杀戒之弊，但风雨飘摇的汉朝江山毕竟获得了短暂的喘息机会。董卓手下原有两个莽野的部将李傕和郭汜，王允若本着首恶既除，协从不问的态度，网开一面，则这两个手上握有兵权的家伙极有可能归化朝廷，如此，乱局初定，因董卓而起的关东诸雄因一时丧失了矛头所向，不知旌麾何指，也可能权且罢兵。中国历史在步入这一章时，虽然会略嫌平淡，但于国于民，实属大幸。刚愎无比的王司徒，本着决不姑息的态度，对李傕、郭汜下达了追杀令。这有点逼人造反的意味了。然而奇怪的是，李傕、郭汜本来也想认命了，他们决定解散部队，自己再分头向大西北逃亡。 

　　倘如此，则王允虽然极为不明智，却毕竟没有种下恶果，东汉政权暂时还能迁延些时日。 

　　贾诩单人匹马，挡在道上，"二位，急个啥呀？"李傕、郭汜对贾诩素来敬重，便洗耳恭听。"王允正要捉拿你们，你们若解散部队，路上随便一个小亭长都有能耐把你们绑起来，送给王司徒邀功。横竖是个死，何不先聚集军队，干脆反上长安，为董卓报仇。如侥幸事成，则挟天子以令天下，何其威风；万一事不成，那时再逃向西北故土，也未见得晚呀。"这一番充满流氓智慧的开导，李傕、郭汜听得不住地点头。 

　　当年陈胜、吴广被迫"揭竿而起"，所持的理由，正与贾诩此时的教唆相同。区别是，无论陈胜、吴广还是李傕、郭汜，他们都属当事者，而贾诩则完全是局外人，换言之，这一番建议，虽然可以救李傕、郭汜性命于一时，对贾诩则没有丝毫好处。不然，当李、郭二人成功后欲封贾诩为"尚书仆射"，他也就不会坚决推辞了。"此救命之计，何功之有？"贾诩话说得颇有自知之明。 

　　于是，李傕、郭汜的命暂时虽被救下，汉朝的命却更加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顺着贾诩那番开导走下去，诸如"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之类强盗逻辑，已无可避免。 

　　帝国都城长安的城头，刹那间便阴暗了下来。随着李傕、郭汜的反戈一击，东汉再也没有喘过气来。李傕、郭汜所带的凉州兵，凶悍无比，暴虐非常，端的乃"虎狼之师"。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六月，李傕、郭汜打破长安城池，王允被戮，吕布出逃，尸遍长安。堂堂汉家朝廷，就此落入两个无赖军棍之手。据说，董卓初死之时，三辅地区百姓尚有数十万户，经过李傕、郭汜的放兵劫掠，仅仅两年间，民已"相食略尽"，好一片凄惨。两人沆瀣一气，作恶多端，这时突然又因一个妇人的嫉妒，陡然翻脸，彼此厮杀起来。世事遂进一步动荡，百姓遂进一步遭殃。贾诩虽曾对两人有所规劝，但正所谓"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面对这一最初由自己造成的局面，当它变得不可收拾的时候，贾诩事实上已一筹莫展。他看李傕、郭汜越来越像两个不成器的野孩子，只知在院子里打架。然而，这是你家的院子么？这可是整整一个王朝啊！